1895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电影诞生了，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电影的直观性和生动性，使其在短时间内得到极大的发展。
而且借助电影这种媒介，无数的改编自戏剧和小说的电影被搬上银幕，并产生了不少经典影片，从而使小说和电影结合更加紧密。
只不过，改编从来都是两面性，符合书粉期待或对普通观众不友好，是改编不可避免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姜文似乎有着神奇的魅力，总能将小说化成自己的风格。
姜文是个神奇的演员，他的年龄并不算很大，但是却与第三、四、五、六代导演都合作过，如《本命年》、《红高粱》、《末代皇后》、《芙蓉镇》。
与作为演员的高产量不同，身为导演的姜文，二十多年来，只拍出了六部电影，而且全部都改编自非经典的小说。
这样的选择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读者先入为主的阅读想象，从而获取了相对自由的改编权。
首先要提的自然是姜文电影的叙事性。
在小说《动物凶猛》中，王朔用略带夸张的语气，把十年动乱的记忆书写成一段个人的记忆，那个特殊的时代因为个人视点的切入而拓展出了一片疯狂、梦幻又掺杂着茫然的空间。
所以在看小说时，并没有伤痛感，有的只是以“我”为视角的讲述，说了一场动乱下青春洋溢的年少，若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可能会觉得胡言乱语，但有过了解就会感同身受。
姜文将其改编成了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被誉为华语电影不可多得经典影片。
在这部向青春致敬的影片中，导演姜文采用了零聚焦和内聚焦双重的视角进行叙事，以马小军的角度去表现玩闹性的情节，记录那段因个人记忆变得梦幻和美化的特殊青春。
正如姜文所说: “电影是梦，这群人已忘掉了自己融入了梦当中，我们的梦是青春的梦，那是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国家中的一群危险青年的故事。
他们的激情火一般四处燃烧着，火焰中有强烈的爱和恨。如今大火熄灭了，灰烬中仍噼啪作响，谁说激情已经逝去?”
另外，姜文也通过电影道出了自己对逝去的怀念。
在《远方的大雁》的背景音乐中，姜文用沧桑的声音说出：“北京，变得这么快，20 年的功夫她己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
这种画外音和电影画面结合在一起的拍摄手法，让电影虚实结合，造成一种朦胧的观感，并完美地从小说文字内部羽化出怀旧复古的视听画面。
但这种叙事性，姜文并没有很好的运用在《太阳照常升起》上，因为他想表达的太多，导致电影意象太多，让人难以看懂。
这部电影改编自小说《天鹅绒》，但是影片只取材了四分之一，其他的四分之三就是导演添加的，改编后丰富了小说的内容。
至此之后，影片完全脱离了小说的叙事模式，为了表现生活的真实面貌，姜文选择了零聚焦的单一视点，非常客观地，可以说是毫不遮掩地把生命的毫无预知性展露出来。
其次是姜文对小说中人物的再加工。
如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姜文添加了小说中没有的人物，如胡老师和古伦木，以胡老师为搞笑加料，以古伦木反应老北京还是有一些东西不会变。
同时，为使情节集中更有表现力，姜文选择略去了原作中的一些次要人物，如米兰的父母等，这样使剧情更紧凑，使电影更具表现力和镜头张力。
当然，对小说人物最精彩的改编当属《让子弹飞》。
在原着《盗官记》中的张牧之愤世嫉俗，而电影中的张牧之兼具匪气和道义，他拒绝所谓的“跪着要饭”的为官哲学。
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老百姓对自己下跪，因为他到鹅城就是为了办三件事，即“公平、公平，还是xx的公平”。
他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的一种民主的理念，因为他不是一般的江湖草莽，而是主张平等，追求民主的革命者，从而提升了影片额政治意识。
最好是姜文电影中的配乐与色彩。
电影是梦，而音乐和色彩是这场梦的缔造者，音乐不仅可以融于电影画面意境，更是人物心理世界的外延和物化。
姜文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我听说梦是没有颜色的，是黑白的。当我听到了这句话，我就不断去注意我自己的梦，结果发现自己的梦是有颜色的。不但有颜色，而且梦里的颜色更绚烂。”
所以他在《阳光照常升起》中是这样展现梦境的。
片中梦中的颜色，有雪白的鹅卵石，蓝色静谧的天空，黄色的沙漠等等。
但最主要的是红色，红色的比目鱼鞋、红色的云南乡间小路、红色的烈日朝阳、红色的篝火狂欢、红色的绚烂鲜花，红色是火的颜色，充满着热情、激情与活力，挥洒极度张扬的美。
由此反应出在那个压抑的年代，人们内心的躁动和不安，借此传达出一种呐喊，一种“从来如此，便对吗”的呐喊。
导演姜文一直对音乐存在着一种梦想，他渴望将画面浸润在音乐之中。
如果换种说法来看，也许是音乐激活了姜文的电影，不管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毛主席，革命战士敬祝您万寿无疆”，还是《太阳照常升起》中的“黑姑娘的眼睛”。
姜文通过对这些音乐匠心独运地选择和安排，弹奏出一曲意味深长的弦外之音，正是这种有机的结合，让他的电影中的配乐有了升华的感觉。
这就是姜文，不会循规蹈矩，但对传统的理解比谁都清楚。
他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更懂得在自己的电影中，保持小说的文学性，从而激发电影的艺术性。
所以他才会宁缺毋滥，他不必刻意迎合市场，因为他的出现就是对市场的一次改革，一次良币驱逐劣币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