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河南演出，唱完八首歌，不让我下台，要走就闹，往台上砍砖头。最后我说不能再唱了，主办方就说，这样吧，谁有票，手里捏着票根儿的人可以进来看张蔷。完后我就坐在凳子上，这边儿是警察，观众们就从这个门进来看我，完了从那个门出去。我就坐那儿，他们就看：哦！张蔷长这样儿。特逗。”关于那时候歌迷的疯狂故事，张蔷能记得很多，“演出完了大家不让下台，一边跺脚一边喊我的名字，特别有节奏。然后他们会到演出台口逮你，你上车了，他们一帮人就摽着那车，恨不得把那车给拉停了。”
张蔷是谁?
张蔷是一位留着爆炸头、嗓音独特的北京女孩儿。1984年底，刚满17岁的她录了一张名为《东京之夜》的专辑，神奇般地卖出了250万盒。随后的两年 ，张蔷一共发行了十多盒磁带，她的歌声遍布大街小巷，被追求时髦的年轻人广为传唱，成为了当时最热门的女歌手，也成了那个时代最醒目的流行文化现象之一。2000万盒的磁带销量还帮助她登上了美国的《时代周刊》杂志。
三十多年后，她再度回到音乐舞台。尝试了两张迪斯科风格的专辑后，她突然放出大招，在2020年6到8月间连续推出电音风格的专辑《我是张蔷 My Name Is Rose》、摇滚风格的专辑《红色沃特加女孩》和爵士/嘻哈风格的专辑《我在想着你》。每张专辑9首歌，全部用英文演唱，其中大部分歌曲都是她自己填词作曲。
这一年，她 53 岁。
在“调肆钓贰”乐队成员杨一的记忆中，那天的情景是这样的：一位熟人带着一位据说非常喜欢他们音乐的北京朋友来看他们排练。“我们也不是很会招呼客人，就继续排练，他在旁边拍了一些我们的视频，说发给他妈妈看。这才知道他是张蔷的孩子。”杨一知道张蔷，很小的时候就会唱她的《路灯下的小女孩》。他们把自己制作的音乐的MP3发给了张蔷，她很快就加了人声片段发了回来，“我们听了觉得'很对！就是这样的！’”杨一回忆道。
那首歌，就是张蔷第一张新专辑中的《过石门》。
“每一步都是‘咔咔咔’地走过来的，也感谢那些不卖给我曲子的人，如果他们当初卖给我了，也就没有和‘调肆钓贰’合作的事了。他们是冥冥中注定的那个最好的选择，是我歌唱生涯从流行向艺术的转折。所以我老跟贤哥说，我要对他们俩好。”张蔷这样说道。
和另外一位音乐人孙旭的合作也同样充满巧合。在听到阿克江的《柏林墙》后，她特别想找这首歌的编曲当制作人。但却找错了人。“后来一个朋友问我，蔷姐你能不能听听我男朋友的编曲啊？我就跟他见了一面。他说他给阿克江做过编曲。我问他哪一首是你编的呀，他说《柏林墙》。我说啊？正想找你呢！我收了他4首曲子。”
这样的故事一次次发生，也由不得张蔷不信命。早在1984年底去云南录音之前，黑豹乐队的经纪人郭传林就曾经带张蔷去过一家国有唱片公司，据说那边的编辑想要听听她唱歌，看看能不能给她录一张专辑。张蔷唱了山口百惠的《摇摆的珍珠》和《一筹莫展》，但后来却没信了。中间人说，“估计没戏，可能是嫌你长得不漂亮。”
如果当初张蔷被选中，后面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
她记得母亲去世那天夜里2点，先生告诉她，妈妈走了。当时她并没有哭， “脑子是木的，然后倒了杯水。”她回忆道，“特别难过或者惊恐的时候，你没有眼泪。等他们都睡觉了，早晨5点以后我就‘开闸’了。”这首歌，最后描写的就是那种后至的悲伤：给你写一首歌，春天有的旋律，夏天写给你。秋天有的旋律，冬天写给你。
“我就写的我自己。这些音乐都是来自我们的生活，是真实的。就像那条路虽然叫花园路，但没有一朵花。我就这么写的，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对我好。”
在张蔷的三张专辑中，第一张的编曲是“调肆钓贰”，词曲则全是她一人完成;第二张专辑的词曲来自瑞士的乐队Stevans;第三张专辑除了两首歌之外，也都是她自己写的词和曲。而她在摩登天空时的两张专辑中，却只有一首歌是她自己写的。
在被问及最喜欢张蔷的哪首歌时，“调肆钓贰”的杨一说，有一首 hip hop 律动的，“不知道蔷姐放进专辑了没，她唱的内容跟下雨有关，特别好听，我特别喜欢。如果有，我肯定每天都听。”
那首歌叫《五月的鲜花》。
而在“调肆钓贰”专门为她写的曲子《Think of You》里，可以看出他们对张 蔷的理解：有点儿卡通，还挺快乐。“我这人特奇怪。就像一个歌迷说的，张蔷有她贪玩乐观的一面，也有冷静和深刻的一面。”
她现在歌唱的爱情，更为冷静，不像年轻时那么热烈直接。
她觉得，恋爱是应该让人快乐的，不应该给人带来悲伤。
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张蔷曾经说，“现在有很多歌是假装煽情，假装好听，感动不了人。不像80年代或者70年代、60年代的流行音乐，是发自内心的，是爱过一个人之后写出来的。现在的人写歌，很可能不是真正爱过谁，而是为了交活儿写出来的，所以打动不了人。”
如今的张蔷怎么看待爱情?“当你不红的时候，你离婚以后，你交的男朋友是不是还能这么宠着你？我觉得我没遇到过这样的人。除了我丈夫。我身边好多人都说，你能找更好的。我说，他的好，你看不懂，你要看懂你也会爱他嫁给他的，因为他的好不对你释放。”
支持张蔷用自己的方式歌唱爱情的，还有一位幕后的功臣——咸国坤。作为张蔷的经纪人和三张新专辑的出品人，自称“外行老咸”的他的身影无处不在。他带着的团队满足了张蔷所有的需求，完全执行了她的意志，全球采购她需要的一切资源，重新演绎了一个有着三个形象的张蔷。
“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完全听蔷姐的。所以她一直在音乐上有些遗憾。这次，我们完全是蔷姐说什么是什么。尽管我依然还是那个‘外行老咸’，但我能很好地理解蔷姐，完全执行她的意志，要什么给什么。就这么简单。”“老咸” 骄傲地说道。
“我曾经住在那里，在我最失落的时候，那条路上没有任何的花开，也只有我的名字像一种花。我的名字叫蔷薇，一直渴望能被人所爱，只要你呼唤我的名 字，只要”
这是《花园路号探测器》的歌词，张蔷能一字不差地记得。
一个人的音乐表现取决于品位和素养。张蔷觉得，从小听西洋乐学小提琴的经历帮助她塑造了良好的音乐素养。“这一点我挺感谢我妈的。”她清楚地记得，十一二岁的时候就会和妈妈一起顶着团长的压力去看乐队排练、录音。“我喜欢那种氛围。坐在交响乐队里，我经常小声问我妈，演到哪儿了?我妈就拿琴弓子一指，我就跟着往下看。一般小孩经历不了我这些东西。”
在品位方面，她更自信。小时候去家庭舞会，她会把自己喜欢的歌曲录在磁带里，然后自信地对朋友们说，“听我这个”。结果是，所有人都会跟着跳。
从1987年出国到2013年期间，张蔷不怎么演出了，变成了一个音乐爱好者。在香港生活期间，她经常会去着名的HMV音像店，“一待就一下午。拿一个塑料筐，买一堆唱片。海港城的HMV就跟个避风港似的，是我学习的课堂。”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从来没有离开音乐。音乐是她最大的财富，也是她人生的保障，不管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我没有特别富有，但我也不穷。所以我一直延续着玩音乐。”
在陈程和乐队的其他成员看来，一个人做什么、审美取向、玩什么和年龄并没有直接关系。“有那么一拨人，甭管到了什么年代，永远能做这个时代最潮、最时髦、跟得上时代、和国际接轨的东西，他们就是靠这样的方式生活。张蔷就是那种人，年龄在她身上的属性不是那么强。”
“我觉得这张电音专辑拿到国际上去也不会有心虚的感觉。他们现在的音乐有时候还不如我们，这方面我一点都不崇洋媚外。”
2018年，今日美术馆。张蔷在一个跨界融合展览上唱了几首英文歌。她记得，两位安迪·沃霍尔的御用摄影师在表演后来到休息室对她说，感觉特别兴奋。但在后来的演出上再见到两人，她却发现，自己演唱中文歌时对方一点感觉都没有，只是拿着杯子发愣。“当时我就想，我应该唱一些全世界人都能听得懂的音乐。”
然后，她在幸运地遇到“调肆钓贰”的同时，又接触到了来自瑞士的摇滚乐队Stevans。2019年3月，在“三月狂欢中国巡演”上，Stevans 结识了帮助张蔷做混音的川川。川川觉得他们的音乐特别适合张蔷，就在中间做了引荐，促成了他们的合作。
我没觉得《时代周刊》有什么了不起。我就计较他们给我拍的照片特丑。我不能累。累的时候感觉我灵魂出来了。最自由的时候是躺着。我喜欢躺着。没事我就上炕待着。
你说我要是那个着名的“出前一丁”的拥有者，我是不是就不用唱歌了？那才是真正的生活。
我觉得我话太多了，有时候说话不过脑子就脱口而出，跟属狗的似的，嘴比脑子快。但也只有这种热情才能搞迪斯科音乐，太冷静太有思想了，你玩不了迪斯科。
我不喜欢上综艺，太累。
现在的人情都没有以前那会儿瓷实。唱现场唯一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能穿漂亮的衣服。趁脸上褶还不多。
张蔷说话坦诚直接，而且随口就会制造出很多非常北京的语录。
在熟悉张蔷的人眼中，她有着令很多人羡慕不已的个性，比如做事随性，说话不走心，敢爱敢恨，没有负担。
1987年春天，在最红的时候，张蔷选择了去澳大利亚上学。她当时的男友拖着一个装满五元十元纸币的行李箱用一上午时间收光了秀水街上所有的美元。一年后，她从一家语言学校毕业。学校的毕业证特别大，她嫌沉，直接撕了扔进大街上的垃圾桶。同学问，这是你交的钱、你的经历、你的学历证明啊，她却说“：这东西挺厚挺沉，放进箱子里肯定超重，会罚我钱。我那钱才是正经的呢。”
她还特别喜欢享受物质生活。
小时候“：我比较喜欢出入高端的场所，马克西姆，北京饭店，国际俱乐部。那会儿我挣的钱都是这么被消费掉了。出门的时候最好能把出租车叫到院里，翘着脚走几块青石板就能一下子蹿到车上。”
现在“：我最喜欢的就是在家待着养尊处优，然后去录音棚录出作品上线，这就是我想要的未来的日子。”
不加修饰的坦率，不被掩饰的对物质的追求，以及那独特的嗓音，导致人们经常会用最熟悉的词—俗—来概括张蔷。但在她看来，人就是物质的，“人不物质死得快。”这句话大致意思是：以前人类之所以寿命短，一个原因就是物质保障各方面都不够。“人为什么在努力地创造物质？就是要去享受这些。”
至于音乐，她有着自己的原则。“小的时候有音乐人说我唱歌俗气。‘多俗啊，就这还上《时代周刊》呢！’我能理解他。在他看来，我就是个小屁孩儿，没有什么音乐的深度；他不喜欢我的音色，就觉得我俗气。这是一个很个人的东西。他可以发表这样的意见，我也能理解。我当时懂的音乐并不如他们多，所以他觉得浅薄庸俗太俗气也很正常。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红。这没办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受到追捧。可能是因为我的音色和我选歌的审美角度得到了我这一代年轻人的普遍认可。”
至今，张蔷也不想做特别有深度的东西。她做的是流行音乐，而流行音乐就是一种很放松的东西。“我想做人家能听得懂的东西。有深度的东西有太多自己情绪化的东西在里面，想要让别人百分百理解你太难了。”
几年前，制片人张钊伟因为要拍摄一部关于迪斯科的电影结识了张蔷，并在研究这位女歌手的过程中和她成了亲密的朋友。在“俗”这件事上她也似乎更有发言权“：她年轻的时候的火，就是因为把浅薄做到了极致。我喜欢她的这种真实：我就浅薄给你看了，怎么着吧？这种浅薄其实是自由表达、有勇气做自己的表现。她不掩饰自己喜欢享受物质生活，历经世事之后还能保持这种自由的状态，更可贵了。”
在张钊伟看来，张蔷内心里有一个被解放的自由的灵魂，她年过五十却依然有着旺盛的创造力和表达欲，她从不给自己立人设，没有这方面的负担。她带着天赋而来，没有受过所谓文化的教化束缚，不怕展现自己的所谓浅薄，有着极其自由的状态。
“她身在人间，但她身上又有精灵的气场，她散发着人间的烟火气，但又自带光环。”
不知道为何，我脑海里出现的却是张蔷在创作《第五小区有点远》时的场景：她坐在一间小屋的床上，对面的熨衣板上放着一台小音响，手里拿着一个大本，听着音乐的旋律，感受着小时候的自己对浪漫爱情的幻想……
化妆: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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